我为什么提出“牲人论”
张林
自从我去年提出牲人论以来，已经掀起多轮轩然大波。人们的直觉就是我在谩骂、侮辱中国人，所以纷纷痛斥我。很多人并没有仔细看过我的系列推文，就猛烈抨击我。其实牲人一词更多是悲悯意味。也许看了我的文章，他们就会明白误解了我。我发明这个词汇，不是为了哗众取宠，而是为了警示当代中国人最缺乏的自由精神。更多的反对者是因为我反对中国大一统、抨击儒家文化、认为中国两千年来没有文明进步。但是今天我不讨论这些题目。
「牲」在新华字典有两个释义，第一是指牺牲，就是古代祭祀杀掉的牛，实际上商代杀人祭祀，或者人、牛混用；第二个是指牲口，主要是指牛马等给人干活的驯养动物。我的牲人概念，主要取第一释义的牺牲品之意，其次也取中国人做牛做马的悲惨处境。但是我不能称中国人是牛人（或马人），因为那是特别的赞美之词，是用来形容桀骜不驯的猛人巨子的，比如川普一类，才能被称为牛人。不少人把牲人论解释成咒骂中国人都是不通人性的牲口，那基本上都是误解，也不排除五毛故意歪曲诽谤。
很多人可以感受到，在全世界六千个民族中，我们中国人似乎是最独特的：中国人普遍愚昧而不自知，缺乏公共道德，容易被暴政驯服，窝里斗⋯。当然中国人同时也有勤俭节约、任劳任怨等优点。这些优点加上中国人并不笨的事实，也使得中国人有了可以沾沾自喜的GDP资本。不过，高声赞扬中国人的优点虽然让大家听着舒服，但是对于中国的文明进步却没有什么好处，反而有助于中国人坚持夜郎自大的心态。所以历来被视为中国脊梁的文人，反而多是用贬义形容中国人。
鲁迅形容中国人是“食人族”、“贪婪狡诈”，柏杨形容中国人是“酱缸蛆”，武志红称中国人为“巨婴”，陈丹青、王朔认为中国人是“猪”，刘仲敬称中国人为“两脚羊”⋯⋯ 这些词汇听起来非常刺耳，对于国家民族情节强烈的同胞很伤自尊心，但是正是这些逆耳忠言才能让中国人从盲目自大中警醒过来，真正面对中国和先进国家民族之间的文明差距，从而唤起国人的羞耻心和进取心，向世界先进文明看齐。
我的牲人论其实还不像上面这些用语那么“恶毒”。清末民初，精通中西文化、极为推崇中国人与中国文化的学问家辜鸿铭，则把中国人说成是“驯化人”。这个说法与我的“牲人”一词概念最为接近。尽管我对中国文化的评价与辜鸿铭截然不同，但我们都精准地察觉到了中国人最显著的特点：驯化，也就是缺乏独立思想和自由精神。
我把近代中国比喻成一个跌跌撞撞进入文明世界的恐龙。由于极端皇权专制，中国的文明自从春秋时期达到鼎盛之后，两千年没有进步，一切都固化了，保持着两千年前的语言、制度、文化、观念⋯⋯ 尽管近代以来，中国受到的文明冲击很大，但是骨子里还是秦始皇时代形成的皇权子民等级观念。
好多人抨击我是素质论者，其实我不是。尽管我不否认素质论有道理，甚至也不否认基因论、智商论、文化论、信仰论、制度论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我认为每一种理论，都能够从一种角度说明为什么中国人目前处在这么糟糕的处境。但是我本人，却是地缘论者。我认为人类有大致相同的来源，但是主要因为地理原因，中国人逐渐演变成牲人。中国东南是浩翰的太平洋、西部是喜马拉雅山脉，西北部是辽阔的欧亚大草原和沙漠。这些天堑都把中国与世隔绝，难以跟世界上其他文明互相沟通。看看地图，中国又是距离早期人类文明中心地带——地中海，最遥远的地区。虽然日本也在这一地区，但是日本算是海洋文明，在汲取中国文化的同时还延续了对皇权的制约，比如天皇也是一夫一妻制。而中国的君主专制则是超极权政体，即便是贤明的皇帝合法使用权力，若以当今文明的眼光来看也属于暴君。隔离世界文明的古代中国则成为一个天然大监狱。东亚大陆拥有适合农业的厚植土壤和适宜于耕种的气候，大致属于天然粮仓。这就形成了厚实的监狱腹地，能够产生足够的人口，去把守监狱围墙，维持监狱大一统制度。特别是秦始皇修建长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隋文帝建立科举制度，隋炀帝修建贯通南北的大运河，朱元璋大兴特务统治，明清实行海禁，中国大监狱愈益固化成型，与此同时中国人就遭到越来越严重的驯化或牲化。
与世界各地普遍使用马不同，在中国内地，民间一般无马可骑，只是少数农户用马耕种、拉车，这样的马已经不善于奔跑。假如民众普遍拥有了骑乘的马，就可以逃亡或反抗。靠近海边的中国人，还屡被禁止拥有船。因为有了船的家庭或族群，面临暴政时，可以全家坐船逃亡，比骑马还方便。所以英国或日本，从来就没有过类似中国的极端暴政，因为居民至少能够逃亡！同样道理，有马的族群，也能够集体逃亡。全世界几乎唯有中国人，几千年没有逃亡机会，只能像牲口棚里被缰绳拴住的牛马那样，对暴君统治逆来顺受、任劳任怨、任打任杀。少数反抗者总是首先被消灭，久而久之，就成为牲人，再也没有反抗暴政的意念，甚至认为天下乌鸦一般黑，做人就等于做牲口，有口吃的就行。这就是为什么北方牧族常常以一二十万兵力就可以打猎般征服数千万汉人的原因。
从现代意义上说，中国从来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座监狱。所以理解中国和中国人，不能从西方观念的国家或社会学定义出发，而是要更多以观察监狱和囚徒的角度认识中国。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广为人知，被绑架者最后爱上了绑匪！看似荒诞，实则辛酸。想象一下，一个族群被禁闭两千年之久，有多么严重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并不奇怪。这就是我将这些被驯化的中国人称为牲人的原因，因为从思维方式，到文化信仰，到制度习俗，乃至生产方式，饮食住宿，中国社会的一切都已经与监狱生活方式配套了、吻合了。尤其是在极权统治者竭力扼杀民间组织并割断民间的信息传播情况下，文明世界传来的自由精神种子无从发芽，更难以在中国社会成长壮大。
俄罗斯科学家曾经做过许多实验，把野生动物抓起来驯养，不断杀掉有反抗习性从而携带更多自由基因的动物，而只留下驯顺的动物繁衍后代。一般经过七代挑选屠戮之后，剩下的就驯服了。狼跟狗有共同的祖先，但是习性却截然不同，这就是上万年驯化的结果。中国人经历了这种血腥的基因调整过程，历史上曾经遭受过14次人口大灭杀，每次平均被屠戮一半人，大多数被杀者都是男性。在人口大灭杀过程中，越是驯服的人越有可能幸存下来。这其实非常符合达尔文的进化论。
与鲁迅、柏杨等人对中国人的贬称不同，“牲人”一词本身其实暗含解救的道路，即脱牲为人。牲人论这名称就是为了强调自由的重要性。因为中国人之所以沉沦到牲人处境，主要就是因为在中国天然大监狱被关押、殴打、屠戮、蹂躏了两千年。中国人只有懂得自由的价值，才能慢慢地恢复人类自由的天性，再通过认真学习、不断深刻反省，最终融入当今世界文明。
如同鲁迅在痛斥中国人“自欺”的同时，也赞扬中国“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我的牲人论并不排斥那些拥抱自由、恢复人性、信仰真理、追求正义的中国人，对于他们我不但敬重，而且以和他们站在一起为荣。即便是那些对我出于一时不理解而辱骂我的暴政反抗者，我也愿意保持对他们的尊敬。
牲人论还蕴含我的另一个政治观念，就是打破中国大一统魔咒。以后再谈。
8/24/2019，于纽约
